一次庭审时，法官遭遇了原告的大声斥责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名不满12岁的小男孩，将庄基地裸露出的钢筋折断了，原告将小男孩的父母告上了法庭。这起建筑物损毁赔偿纠纷案的争议点是，小男孩折庄基地的钢筋是部分还是全部。

由于争议较大，庭前调解没有成功。开庭时，起先还算顺利，但当进入法庭调查环节，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。法官当庭问小男孩时，原告绷紧了面孔，目光专注。法官问小男孩，“你折钢筋时附近有无其他人或小孩？”法官的话刚落音，原告蹭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大声斥责法官，“有你这判案的法官没？你这分明是给娃递话呢！我不服！”。

我一看遭了，可能庭审进行不下去了。我急忙制止原告不要冲动，我说：“法官这是按庭审的程序进行的，庭审结束后提意见也不迟”。我的劝告没起作用，原告的声更大了。只见法官表现得异常冷静，说，“老王你坐下”，然后又很平和地对原告说，“你也坐下”。可能是法官的平和语气起了作用，原告控制住了情绪，很顺从地坐了下来。庭审秩序恢复，接下来的庭审进行得十分顺利，最终，双方在和解的气氛中以调解结案。

这个案子虽然结束了，但其实我内心与原告有着同样的疑问。法官在庭审中，是否保持了中立的立场，该不该这样查问小孩。当原告质疑时，法官为什么没有做辩解呢等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看到了湖北高院副院长吕忠梅讲的一个法学故事，让我受到了启发。

故事的内容是：逻辑学老师给法学院的学生上课，上课时老师提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树上有10只鸟，有人开枪打死了一只，还剩下几只？”

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时说：“老师这是无声枪还是有声枪？”老师说：“这是一般的枪”。

学生又问：“枪声有多大？”老师说：“大概是80——100分贝”。

问:“鸟有没有聋子？是不是都听得见？”答：“没有聋子。”

问：“在这个城里打鸟犯不犯法？”答：“不犯法。”

问：“你能确定这鸟被打死了吗？”答：“鸟确定是被打死了。”

问：“鸟有没有被关在笼子里的？”答：“没有。”

问：“旁边有没有别的树？别的树上有鸟吗?”答：“没有。”

问：“有没有残疾的鸟？”答：“没有。”

问：“打鸟这个人眼睛是不是绝对准确，树上只有10只鸟，没数错吧？”答：“没有。”

问：“会不会一枪打死两只鸟？”答：“没有。”

学生最后回答说：“如果你的问题没有骗人的话，打死的一只鸟挂在树上，树上还有一只鸟，如果打死一只鸟掉下来的话，树上就没有鸟了。”学生的一连串问题几乎让这个老师晕倒了。

看完这个故事几乎让我也晕倒了，法学院的学生的发散思维竟这么样的惊人。逻辑老师给学生出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，然而在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中，加进任何一个因素，结论都会发生变化，对于法科学生来讲，每一种因素都必须考虑周全后，最后才能得出结论。

由此，我们看到法官的思维与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是不同的。拿一个案件来说，一般人对案件的形成因素看法是单一的，只要当事人陈述了事实经过，一般人会受陈述人的思维影响，做出几乎与陈述人相同的是与非的判断结论。而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永远没有标准答案，对于法官也一样，永远没有唯一答案。只要因素发生变化，只要条件发生变化，答案就会发生变化，这也是法官的工作最艰难的所在。

由这则故事让我明白了，这个案件的争议点是原告要被告承担庄基所有钢筋被折陪偿责任，而小男孩只承认折了部分钢筋，所以法官就要对小男孩进行详细的查问。假如小男孩在折钢筋时，已经有一部分钢筋被人折了；假如小男孩在折钢筋时，还有其他的孩子也参与了；假如小男孩是受其他大孩子的胁迫；假如小男孩是受收购废品者的诱惑······如果不把这些相关因素查清，法官即使把案结了，这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因素存在，对于小男孩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。

通过这个案件的反思与思考，使我明白了法官具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，这些来源于对案件的研判和长期的职业思维习惯形成的。尤其是法官面对当事人的情绪发泄，甚至恶言相向时，具有超乎常人的忍辱负重、不温不火的表现，这是一个心里成熟的法官的表现。来源于法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，掌握了情绪的规律，才能管控和疏导情绪失控的当事人。

这个案件让我真正明白了，“庭审遭遇斥责时”法官有稳定平和的情绪，比百种智慧更有力量。